還要注意到：那時，共和政體在世界范圍內還為數很少，西方大國中實行了共和政體的只有美、法兩國，亞洲連一個共和國也沒有。處在這種狀況下，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講中斷然決然地指出：“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這是何等的氣概！
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極端專制、腐敗、媚外的清政府，掃除了中國歷史前進的這個嚴重障礙，而且一舉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中國封建社會有個頭，就是皇帝。一旦把這個頭砍掉了，整個舊秩序就全亂了套。盡管以后從袁世凱到蔣介石，一個又一個政權輪流登場，舊勢力卻再也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來。這為舊社會的崩潰和革命的最終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
有一種看法，認為辛亥革命的結果帶來的只是軍閥割據和混戰那種更加混亂的局面，并沒有帶來進步。這是一種膚淺的看法，沒有把事件放在長時段的歷史大背景下來考察。軍閥的割據和混戰，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張牙舞爪、胡作非為，給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但這樣一種落后于時代、極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蠻軍事統治，注定是不能維持長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國舊社會勢力的統治已經分崩離析，連表面上統一的和比較穩定的統治也難以維持，從而為以后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方便。有如產前的陣痛，這正是歷史大轉折前夜常出現的過渡現象。
第三，結束君主專制制度，在思想領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變化。它的主要表現有兩點：民主精神高漲，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說前一點：民主精神高漲。民主意識的前提是民眾對自己在國家中的地位有正確的認識。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無上的，他的話便是“金口玉言”；國家大事只能由他作決斷，稱做“乾綱獨斷”。老百姓被稱為“子民”，根本沒有參與國家決策的權利。戊戌維新運動時的公車上書算得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但上書的只是一小批已有舉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絕代奏沒能送達朝廷，并且在上書中處處把“忠君”和“愛國”看成一回事。現在叫“民國”了，孫中山先生指出《臨時約法》中一定要寫上一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還把政府官員稱作“人民之公仆”。盡管許多事實際上依然如故，但民眾的心理有了巨大變化，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了，有權對國家的事情發表自己的意見。于是，社會輿論空前活躍，報紙刊物上對國事紛紛發表種種議論，各種社會團體像雨后春筍般成立，推動并組織起許多群眾性的活動。如果沒有這種變化，如果沒有形成這樣的新的社會氛圍和民眾心態，7年多后五四運動的發生是很難想象的。
再講后一點：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國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該算是至尊極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過時的東西不可以懷疑、不可以打破？這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促使人們去想以前不敢想的問題、發表以前不敢說的主張。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寫了一篇《偶像破壞論》說：“其實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并沒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眾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像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亡國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拋在糞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眾的地方呢？”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這場歷史性巨變在人們頭腦中激起的巨大反響。思想的閘門一經打開，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擋。人們便大膽地繼續向前探索了。